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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塞的土地
安塞的名字很响，我家里买了一套安塞民间美术的画册，里面有安塞剪纸、安塞线描、安塞绘画，作者全是安塞的农村妇女。还有安塞的腰鼓、安塞的民歌也使我如雷贯耳。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个民间艺术之乡，那里黄土高原的沟沟峁峁一定是非常奇特壮观，那里的人们一定是特别的纯朴豪爽。这次我执意要到陕北考察，实际上与我心中暗藏的安塞情结有关。
我是在南方长大的，从来没有到过西北的农村，住窑洞，睡大炕，对于我来说是从未经历过的。在洛川已使我大开眼界，仿佛到了另一个新的世界，那么安塞则更使我充满了期待。
3月26日一大早，我们就乘车离开洛川前往安塞，途径延安，我们在这里吃午饭、转车、到银行取钱。离开延安，就真正进入了黄土高原的腹地，这一带沟壑纵横，川道狭长。车子在川道中行走，两边的山崖上，建造着一排排的窑洞。我想，古人在这里造穴而居，最后发展成为窑洞，可能与这里的地形、地貌也有关系，因为窑洞挖在山崖里，不占平地面积，而且一层层按着山的走势建，既省材料又省地方。
在车上，我们看到四周的坡地上还未长庄稼，远处，不少农民正在用牛耕地，或播种。山野里还有些拿着锄头的农民在活动，说明这些地方不如洛川的机械化程度高，还保持了相当部分的传统农业劳作方式。只是在这些地方自然植被已很少了，虽然已是三月下旬了，要在南方早已是桃红柳绿的景色了，但在这里的山坡上还是一片尚未播种的黄土地，没有一丝绿色和春意。这川道旁有一条不知名的小河，里面流淌着一股混浊的黄泥般的水，我以前在书上见过“穷山恶水”这个词，但我以前从来不理解，什么样的地域环境才叫“穷山恶水”，但此刻在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了这个词。
从地理学上来说，陕北是一个特殊原因被割裂而异常突出的地壳板块。它既不属于关中——中原文化型的地理地貌，也不属于塞外草原瀚海文化型的地形地貌。它和关中虽然同属一省，但人文地理和自然却迥然相异；它与塞外草原沙漠虽然毗连为邻，但在历史上却一直存在着经济和文化的鸿沟；它与晋西、宁东和甘东虽然同属黄土高原，但却被黄河以及上游支流切割开来，形成了经济和文化的离异状态。并成为一个独立性极强的特殊地域。而安塞又是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与古长城和内蒙古毛乌素沙漠遥遥相对，在地质构造上里属于鄂尔多斯地台。鄂尔多斯地台也是陕北构造盆地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古老的地台。从地貌来看是属于黄土峁梁状丘陵地带，属于由斜梁演变成黄土峁居于主导地位的地貌类型。正因为如此，其梁峁遍布，山大沟深，交通极为不便，如果说陕北是独立性极强与塞外割裂的特殊地域的话，那么安塞则是“独立”之“独立”，“特殊”之“特殊”的地域了。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地域和与外界隔离的封闭环境中，安塞文化和艺术才较少渗透和吸收外来的文化和艺术成分，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安塞虽然地处偏僻，和外来文化艺术交流较少，但在历史上这里却不是一个文化落后地区。相反这里的文化积淀非常的丰厚，这里曾经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远在新石器文化时期，这里就大量的活动着我们远古的先民们。据资料记载，在1987年文化普查中，在安塞有文物点330处，古文化遗址有178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12处，龙山文化遗址160余处。
远古文化遗址如此集中，说明当时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是适宜先民们生活的，在安塞的沿河湾方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刮削器、砍砸器，说明从那时起这一带就出现了早期的农业活动。在《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中写道：“远古时期，陕西之所以能较早地孕育了农业文明，是同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物产分不开的。由于当时气候较今日湿润且温暖，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与今日大不相同。”“历史时期初期，陕西地区山林众多，当时动物的数量和种类也是今日无法相比的。远古时期陕西地区不仅有今日北方地区常见的生物物种，而且存在有许多今日只有亚热带地区才有的植物和动物，其中有许多和陕西早期人类的生存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在农业出现以后，关中、陕南和陕北各地的农业渐次发展，使得陕西的物产更加丰富起来。”然而随着农耕的发展，陕西的山林遭到砍伐，水流对土壤的侵蚀加剧，河流也加快了下切与侧蚀。于是沟壑开始迅速发育。这个过程从周代就已经开始，但森林的彻底毁灭是在唐宋时期。陕北的情况更为严重，汉代以后，陕北逐渐成为水土流失的重灾区，其原因固然有多种多样，但同当时的广种薄收的土地利用方式是直接相关的。由于土地生产率较低，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滥垦滥伐，加上汉唐和宋时期，安塞都是兵家必争的边关重镇，常年战乱不止，毁坏了大量森林，使自然植普遍被栽培植被所取代。然而黄土地带的地质特性又使得表层土壤极易受到侵蚀，这样一来水土流失就难以避免了。这种水土流失带来的后果就是黄土高原的塬面被逐步切割破碎，沟壑日益繁多，塬面逐渐缩小以至于趋于消失，最后形成梁峁地貌。
在安塞，有不少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还有大量的汉墓，十几座北魏、唐宋时期留下来的佛教的石窟。说明在唐宋以前这个地方与外来文化交往还是很多，包括佛教都在这一带盛传。由于梁峁地貌带来的交通上的阻塞，使当地的文化在保持唐宋以前文化的基础上，独自较封闭的发展蕴酿，不仅塑造出自己特有的风格，而且还保留了许多远古时期和汉以及唐宋时期的许多文化艺术因子。在当地的剪纸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岩画，汉代的画像石、唐宋的雕刻绘画对其所产生的影响。
安塞最著名的艺术主要有三种：腰鼓、剪纸与山歌，在这三种艺术中，腰鼓的历史研究较多，能追根溯原的历史也最早。据说，其最早是来源于战鼓，从黄帝开始，人们就知道用擂鼓来助战。在打仗时，擂鼓不仅是预示战争的开始，同时还可以振作精神，鼓舞士气，威慑敌人。安塞自秦朝以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相传，守望士卒把腰鼓同刀弓箭一样作为战争的装备。一遭突然袭击，就以鼓报警，传递信息，请求援助；当克敌制胜，则以鼓为乐，庆贺胜利。随着历史的发展，腰鼓的军事用途渐渐消失，成为人们进行欢歌舞蹈的道具和伴奏乐，用于调剂“终岁无乐”的生活。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时瘟疫流行，在人们不解瘟疫之迷时，便认为那是一种妖魔鬼怪，其怕震、怕红颜色。人们就想起了用鼓来驱逐瘟疫，他们造了一种小鼓，起名腰鼓，人们身背腰鼓，挂红披绿，扮成各种“怪兽”，在战鼓伴奏下，边打边跳，边喊边叫地闹起了驱役震妖的活动。自闹起这种活动后，瘟疫也就不再流行了，于是其便成为一种固定的习俗给流传下来了。
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腰鼓起自于战鼓，同时也可起自于一种巫术和迷信的活动，战鼓在前，是战鼓启发了人们。它可以振奋人们参加战斗的勇气，同时它也可以振奋和鼓舞人们战胜瘟疫精神，在震天撼地的鼓声中，萎靡不振的情绪得到了激发，精神有了寄托，生活的信心增加了，瘟疫也就不再复存。在物质并不丰富的生活环境中，许多的艺术都首先和宗教或巫术有关，其次才是审美。
剪纸和山歌是世代相传的民间艺术，它们的历史没有文献记载，只是一代一代的流传着。当地人叫剪纸为“古时花”，是妇女们从事的一种业余艺术创作活动，所有的人都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花样、摹本也是代代相传，它们为各种节日庆典和宗教礼仪服务，当然也为了美化和装饰家居及服饰服务。在色彩单调的黄土高原上，那些红艳艳的，剪满了各种传说和充满情趣纹饰的剪纸，能给人们艰辛而苦难的生活带来一种慰籍和生气。
山歌是当地人们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当人们高兴时要唱它，悲伤时更是离不开它。在缺少娱乐活动的山区里，其便是一项最主要的娱乐活动。通过这次考察，我发现最有意思的是，越是富裕开阔的地方，戏曲越发达，因为其有宽旷的地方搭戏台，当地的有钱人也养得起戏班子。而越是山区狭窄贫穷的地方，山歌越是发达，因为其唱起来不用成本，也不用场地，随走随唱。我们到的洛川，在陕北属于较富的地方，但不如关中和陕南一带。所以关中和陕南各类大戏种很发达，而洛川则是皮影戏发达。因此，安塞的山歌发达也是和其地域环境紧密相关的。
在安塞，腰鼓、剪纸、山歌这三种艺术活动的时间、空间都有所不同。腰鼓主要是在庭院、空地、川道进行，这就决定了它的活动范围广，具有群体性和轰动性，一般是在年节或有重大活动时进行；剪纸称为“炕头艺术”，它的活动范围大都在室内，不具野外性，同时也是一种个体的创作活动。当然，不排除大家共同欣赏，一般也是在节日或各种礼仪活动中进行；山歌主要在田间地头、行路之中，尤其是在山峁、山梁上，当然也不排除它的室内活动行。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受时间空间限定的艺术活动，给人们辛勤的劳动，带来愉快，解除疲劳。这些民间艺术在安塞人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功能，及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结为一个整体民俗生活的，都是在同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中产生的。
（二）安塞文化馆
大约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到达了安塞，在西安时，原来在安塞当过文化文物馆的馆长的陈山桥先生为我们写了张便条，让我们找现在文化馆的馆长，帮助我们安排在安塞期间的活动。所以，我们到县招待所住下后，便急忙赶到县文化文物馆。
还没到安塞时就听说了，安塞是有名的文化艺术城，而县文化文物馆则是它的排头兵，是这里的文化先进单位。也是整个县城唯一的一座与艺术和文物有关系的展览馆。我们来到文化馆门口，果然不同寻常，一栋非常现代的建筑，在大城市不算什么，但在一个经济不宽裕的县城，这样气派的文化馆还是不多见。走进去以后，只见里面装潢得焕然一新，据说，这几天，这里正在搞文化馆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馆长在三楼，上楼时我们顺便看了看展厅。展厅里整齐的竖着一排排大玻璃柜子，柜子里挂满了剪纸和农民画，而且每一张都明码标价，贵的上千元，便宜的几百元钱。还有些绣了花的鞋垫、枕顶也一样都有价钱。
这里和洛川的民俗博物馆有很大的反差，前者注重的是文化性，这里注重的这是商业性，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卖钱的，包括旁边柜台里的书和一些小工艺品。还有一个厅挂满了名人及政府要人在这里题的字，我很想在这里看到一些有关当地的民俗文化的介绍，以了解当地民间艺术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但很遗憾，这里没有。
到楼上，这里还有一个展厅，里面摆放着少量在安塞出土的古代的文物，正当我们想看看时，他们的馆长出来了。馆长是个女的，姓杨，还很年轻，才三十几岁，但看上去很精明。在未到安塞前我已看过有关她的介绍了。
前任馆长陈山桥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前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到安塞四周农村考察访谈，将安塞的剪纸从农村的家庭里中带了出来，他将这些分散在各个村庄的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办展览，引起了海内外的一片轰动，许多剪纸能手到中央美院，甚至世界的许多国家表演和讲学。安塞的剪纸从此名扬世界。后来他调到西安去了，接他班的就是这位杨馆长。如果说陈山桥将安塞的剪纸带进了艺术圈内，而眼前的这位杨馆长却把安塞的剪纸和农民画带进了市场。我手上有一份报道是这样写她的：“她担任馆长以来，就开始寻找一条以文补文，滚动发展的路子。实践证明，她的探索是成功的，安塞县文化文物馆也因而摆脱了长期因为经费不足的窘境。”“作为女人，杨宏明的闯劲确实不小。她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先后几次上北京，下广州，足迹遍及西安、上海、广州、深圳、承德等十几个城市，和那里的画廊、展览厅、美术院校、宾馆打交道，因此人们称她是‘南方的生意小姐’。”
这位女馆长确实不简单，她用办学习班和低价购买的方式，得到当地民间艺人们的作品，然后培养了一些年轻人来复制，最后卖给画廊或旅游者。同时，她还开办了腰鼓制品加工厂，还将农民画加工成羊绒壁挂出售。她把这些农民们制作的民间艺术品变成了商品，不仅养活了馆里的十几位工作人员，还能不用国家拨款自己开支自己的一切办公费用和其他费用。由于她改革有方，据说已提名竞选副县长了。
在我们还未到之前陈山桥就给她打过电话了，她看过介绍信后，很客气的请我们坐下，说她这几天很忙，没有时间陪我们。我们也很理解，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什么政要，也不是什么出得起钱来购买艺术品的商人。凭什么让馆长来花时间接待我们，不过她还是叮嘱了她的副馆长来接待我们，这已经足够了。
我们这次到陕北参观了两个博物馆，两个不同的馆长，不同的思路，博物馆的内容和风格也就不一样，一个比较重视文化的传统和内涵，注重展示地方的民俗风情；一个比较注重艺术品的市场价值，注重经济收益，注重社会轰动效益。作为学者我们好像和段馆长的共同语言更多一些，毕竟我们在他馆里得到的收益也多一些，对我们学术研究的帮助也要大一些。但作为地方领导可能会更欣赏杨馆长一些，因为她毕竟给大家带来了经济的利益和社会的影响。当我们看了她们馆里的展品以后，觉得虽然安塞的民间艺术宣传得很厉害，但这里的展品还是很单薄，而且商业气浓了一点，看完后多少有点失望。用这样的方式能推动地方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吗？我们持怀疑态度。
（三）一场偶遇的婚礼
第二天一大早，在文化文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到县城附近真武洞马家沟的一位农民剪纸艺术家侯雪招的家去住，她丈夫是当地有名的腰鼓手，由于事先没有打通电话，主人没在家。隔壁邻居告诉我们说，他们一家都去曹庄的一位亲戚家了，那位亲戚今天嫁女儿，他们要吃过中午饭以后才回来。我们一听很高兴，我们就想看一次陕北人结婚的场景。所以赶快让出租车直接将我们拉到结婚的地点去。
我们到达目的地正好是上午九点钟，满院子都是人，大家正在吃早饭。这里嫁女的风俗是，全村的人及亲戚朋友都要来参加，并都要在这里吃早饭和中饭。早饭吃的是饸饹面，外加各种小菜。饸饹面是用荞麦做成的，其作的过程很有意思，只见在院子的一旁，用砖搭起一个临时的炉灶，上面架起一口大锅，下面旺旺的烧着大火，锅上放着一架铁制的饸饹床，床上有一根横着、和饸饹床一样长的可以灵活扳动的木棍，木棍上有一个木锤，在对着木锤的地方又有一个圆形的铁桶，桶下有许多的圆孔。做时需要四人左右，一人揉面，把和好的面从盆中取出，揉成一团，放进圆形的铁桶中，将木棍提起，用木锤对着圆筒，轻轻放下，再由两个人坐在上面使劲往下压，于是面团通过圆孔，成为一根根细长的面条般的饸饹，进入装满滚烫开水的铁锅里。再有一人用一双很长的筷子将其在开水里搅动，待饸饹煮熟后捞起放在盆中，然后端上桌，由客人们随便在里面捞起来拌上作料吃。我们看后觉得很有意思，真有点原始共产主义的遗风。
向导帮我们找到了侯雪招，她是当地的剪纸能手，我在安塞剪纸画册中见过她的作品和简介。她约四十五岁左右，她的丈夫叫陈丕亮，年纪和她差不多，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腰鼓手，现在自己组织了一个腰鼓队，担任专职的腰鼓教练。他们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把我们介绍给这结婚人家的主人。主人赶快请我们一起吃饸饹面，真不好意思，我们什么礼物都没带，就在这里白吃白喝。所以，我们赶紧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给新郎拍照片和录像，回去后寄过来。虽然主人不在乎，但我们自己觉得心安点。婚礼尚未开始，我们去看了一下新娘，她正素面朝天的坐在闺房里，新娘约二十一二岁，长得很漂亮，见到我们很不好意思，听说她正准备去城里的美容店化妆。于是我们讲了几句祝福的话就退了出来。
侯雪招就把我们带到坡下的一眼窑洞里，这里早已坐满了许多等候婚礼的人，见到我们进来，里面的人赶快起身让座。侯雪招给我们介绍了这家的主人郝桂珍，我觉得这名字很熟悉，后来想起来也是在安塞剪纸的画册中记载过有关她的介绍，她比侯雪招大一点，约五十岁。屋里坐着的多是这种年龄上下的妇女，只有一位六十多岁的男性，据说年轻时也是个活跃分子，山歌唱得好，腰鼓也打得不错。我们开玩笑说，既然山歌唱的好，就唱一个给我们听听。说句实在话，我还真没有听过陕北农民唱山歌，特别希望能听到，有这样的机会当然不想错过。老头子也很爽，竟然开口就唱起来了，他唱：“正月十五锣鼓响，想起我贤妻好不心慌，人家有妻天天见，光棍无妻一个人”。他唱着妇女们和着，很有意思。我问他们，平时唱吗？他们说一般在劳动时唱，劳动累了，烦了或有什么伤心事和高兴事，都会唱，一个人唱，大家听到了也跟着唱。但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不唱了，都唱时髦的流行歌曲。
唱累了，侯雪招请我们到炕上去坐，坐炕是给客人的一种礼遇。坐上去后，侯郝桂珍把她平时剪的剪纸和绣的鞋垫翻出来给我们看，她平时种地和做家务，剪纸只是她的业余生活和爱好。她告诉我们说，并不是所有的陕北妇女都会剪纸，只有手巧的才会剪，才剪得好。她从小就喜欢剪纸绣花，一般来说剪纸剪得好的人，花也会绣的好。因为所有的枕顶花、鞋样花、裹肚花、搂兜花、荷包花、烟袋花等，都要事先用纸剪出个花样，然后描在所要绣的东西上。她从小就爱剪纸、绣花，妈妈是村里的剪纸巧手，所以家里有许多的花样，供她参考。
由于她受过文化馆学习班的训练，具有一定的创作能力，所以表现农家生活的题材较多，而且以人物为主。比如她剪的“拉驴”，画面上表现的是一个农夫拉着一条装扮得很漂亮的驴在山道上行走；“母女”，表现的是母女俩在地里劳动的场景；“老汉看书”，表现的是一位庄稼老汉，一手拿坐烟斗，一手拿着书，看得正入迷；“赶集”，表现的是一位姑娘一手举着伞，一手提着筐，旁边跟着一条狗，头上还飞着一只鸟，非常生动。她的作品很粗犷，具有一定的写实能力。我本来想买点她的剪纸，但她说，由于她丈夫刚去世，这一段时间忙着办丧事，没有时间剪。但还有两双以前绣的鞋垫，问我要不要。我赶紧让她拿出来给我看看。
郝桂珍绣的鞋垫和她的剪纸一样，很粗犷，她用的不是南方常见的丝线，而是染了色的棉线，这是陕北刺绣的特点。绣的是初开的荷花，顺着长形的鞋垫直立而上，花蕾、花叶夹杂其中，鞋尖上有两个奔跑的兔子，构图饱满，造型富有趣味。黑色的鞋底上粉色和紫色相间的花瓣，蓝色的花心，黄绿相间的枝干和嫩叶，红色镶黄边的兔子，身上还有些兰颜色的网状纹。用色大胆，强烈而又和谐。我问她多少钱，她告诉我，十二元一双。我给她二十四元钱，买了两双。
这时我们听到外面有唢呐声，知道迎亲的来了，赶紧跑了出去。结婚人家的窑洞在半山坡上，一条小路从坡脚弯弯曲曲的通上去，吹手们排成一字型，鱼贯而上。他们边走边吹唢呐，边走边敲锣鼓。陕北人结婚一定要有吹手引路。这些吹手大约有十几个人，里面主要以唢呐为主，吹唢呐的为两人，一为上手，一为下手，其次为打鼓，敲锣，拍钗，其次还有长号、小号，笙等，长号由打鼓的背在背上，到需要时鸣响。吹手一般为双吹，也可单吹，有时四支喇叭一起吹，这时对锣、对鼓、对锣、对镲同时打响，声音十分悦耳。
吹手很讲究乐调和曲牌，喜怒哀乐特别明显，是喜是悲有严格的规定。《入洞房》、《长流水》、《得胜回营》、《花道子》、《大摆队》等，这些情调高昂，充满喜庆的曲调被称为喜事牌子。还有《亲家俩》、《女娃耍汉》、《闹油曲》等，节奏活泼，乐调优雅，以喜带人，被称为耍曲牌。以上的曲子都适合在结婚时演奏。但我们这些外行只是听热闹。我是第一次在这种场合下听到唢呐声，觉得特别的悠扬欢快。只见那些吹手，双目微合，腮帮高凸，气运丹田，脑袋随着曲调节奏晃动着，那神情全然是进入了忘我的境界。正是吹者自得其乐，听者陶醉其中。
迎亲的队伍到了家门，娘家人赶快在院子中摆好凳子桌子，让迎亲的队伍坐下。同时清出一个场地，安置好吹手们。吹手们坐下后，并不停止演奏，而是吹得敲得更响了。使整个院子充满了喜庆的气氛。据说以前的吹手全都是头扎白羊肚手巾，身穿对襟黑袄，典型的“老陕北”打扮。但如今不再是了，他们的穿着不再有什么地域性了，包括这些当地的农民，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和内地的农民在穿着上有什么样的区别。
据说，吹手们很爱火红，如果哪家有喜事，自己又没有应事，不要请也会主动来助兴，这叫送喜，他们只吃顿饭，如果主人过意不去，给几个喜钱，算是酬谢了。按传统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在洛川县志记载中有一般庄户人家不与优人、吹鼓手、剃头剪、削脚匠等订婚的禁忌。至于安塞是否也是如此，我就不知道了。
趁他们吹累了休息时，我走过去与他们聊天。他们告诉我，他们一般都为家传的职业，一个班子约十人左右，大班子有十四人。每个班子的人基本都是来自一个村庄，大多数都是男性，也有少量女性。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有二至三千元，在当地这种收入就算是很高了。他们说，不仅是在婚丧嫁娶的活动中人们才请吹手，就是在迎接贵宾，举行庆祝会，娃娃满月，腊月正月闹火红等活动中都要请吹手，甚至在一些电影电视剧中也常请吹手。正因为如此，传统的吹手只有五六人左右，而现在却增加到十几人。乐器中还增加了以前没有的洋鼓，因此演奏起来就更热闹了。他们看来很热爱自己的职业，一点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他们说吹乐时一定要乐和，才能吹好，没有激情的人是干不好这一职业的。我问他们，如果他们的下一代要做这一行，他们愿意往下传吗？他们回答说，为什么不愿意。他们认为从事这一职业快活，充满乐趣，而且收入也不错。看来传统的吹手们受到歧视的观念正在改变。
突然我们听到一阵喧哗声，只见院子里来了三、四个四十多快五十岁的男性乞丐，他们一人腋下夹一个脏稀稀的包，他们放下包，每人从包里拿出一个快板，然后在院子里又唱又跳。我们听不懂他们的唱词，只是看到在傍边围观的人们笑得前栽后仰，猜想可能是唱一些祝贺新婚的歌词，但里面带有许多诙谐的表达。据说无论谁家办婚事，这些乞丐们都会来凑热闹，而且这一天不但不能赶他们走，还要请他们吃饭，不是吃残汤剩饭，而是坐在桌上和客人一样正式吃。
已经十一点多钟了，现在最忙的就是厨房的大师傅们，据说今天全村的老少们都会来喝喜酒，大约有五十多桌人吃饭。厨房是临时在院子里搭的棚子，灶也是临时垒的，四周搭着案板，大约有十几个人在忙着，锅里放着成堆的鸡，成堆的肘子、成堆的鱼，非常的丰盛。主人告诉我们，由于地方和帮忙服务的人都有限，所以吃饭分批吃。第一批是孩子们和学生们，因为他们吃晚饭要上学，第二批是要上班的成年人，第三批是送亲和迎亲的人，第四批是乐队和家中帮忙的人，最后是乞丐。我们被安排在第三批，因为我们已经跟主人说好，想跟着迎亲的队伍去新娘的婆家。
第一批的人已经开始上桌了，尽是些中学生和小学生们，菜还没有上来，他们就一个个擦拳磨掌，准备大干一场。先是上来五个凉菜，有卤牛肉、白切鸡、凉拌粉皮、凉拌黄瓜、油炸花生米；还有十二盘热菜和一钵汤，一共十八样菜。一个桌上光鸡就有两只，一只白切，一只红烧，鱼也是两只，一只红烧，一只清炖。一个桌上还有一只红烧肘子，一顿酒席下来光鸡就又一百多只，鱼一百多条，肘子五十几个。另外还有猪肚、红烧肉、扣肉、粉蒸肉、粉蒸排骨、炖羊肉等。总之，非常的丰盛，据说仅这一顿酒席，就花了七千五百多元人民币。菜一上桌，孩子们便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的一会一盘的扫光，看来他们平时并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机会大吃一顿。
这时新娘已经从城里化完妆回来了，正在屋里做婚礼前的准备。我看见房门虚掩着，就推门进去，只见新娘盛装打扮的坐在床沿上，身旁拥着许多的闺中密友。一见我进来这些姑娘们都惊讶地朝我笑笑，原来她们竟然都是我们所住的县招待所的服务小姐，新娘也是她们的同事，正是太凑巧了。这样以来我们之间的隔膜又少了一点，她们赶快给我让座。化妆后的新娘已是焕然一新，只见她穿着一件朱红色的立领紧身上衣，朱红色的大摆裙，把本来就很苗条的身材衬托得更加阿娜多娇。
这时，男方的嫂子来了，她要新娘坐在炕上，安塞人的炕一般都就靠着窑洞最里面的一面墙，这面墙呈半圆形，一般的新房都要贴上有关生殖寓意的剪纸，当地人称其为“喜花”，这类的喜花有“蛇盘兔”、牡丹花、莲花、石榴、桃子、龙凤等。由于这面墙紧挨着炕，所以这些“喜花”又被称作“坐帐花”，进窑洞后我第一眼就是想看看新娘出阁的帐房里贴的是什么样的喜花，但很失望，只见账房里的墙上，没有任何剪纸，中间贴的是一张街上买的松鹤延年的年画，一边贴着一张明星照。看来这一传统已经被丢失了。出嫁前新娘要坐在炕上梳头，当地人将其称为“坐帐”。
这时新娘的男方的嫂子进来了，示意要新娘坐到炕上去，这就是“坐帐”仪式的开始。于是新娘盘腿坐在炕上，两个膝盖，一边放着一只约一斤重的馍，馍上盘桌一个花瓣形的图案，中间和每个花瓣里都嵌了一颗红枣，共五颗。除这两只大馍外，在新娘的四周还放了五只小馍，据说这叫“儿女馍”。这儿女馍的意思就是早生贵子。举行完仪式后，这馍一定要由新娘吃完，一次吃不完，待晾干后慢慢吃。
新娘坐好后，男方的嫂子要上炕为她梳头。按传统，梳头是要边唱：“仙桃带莲花，两口子结缘法；脚踩莲花手提笙，左男右女双新人。石榴塞牡丹，塞上一铺摊（多的意思）。身下设个聚宝盆，新娘一定生贵人。养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绞的；养小子要好的，穿长衫带顶子……”这一歌谣的内容是“坐帐花”的主题。但我们所看到的婚礼，“坐帐花”没有了，歌谣也自然没有了。按传统要由男方嫂子亲自将新娘的头发盘好，但如今新娘的头发都是在美容厅做好的，嫂子拿梳子在头上只是做个样子。
按传统，新娘在结婚前要做许多针线活方面的准备，首先是要给新郎绣搂肚，这是新娘在新婚之夜颂歌新郎的第一件礼物，这是传统的钱袋，也是新郎和新娘结缘法的礼品。一般为长方形，中间宽两边窄。其制作方式是用布打成褙子，剪成同样大小的的两块，裱上颜色布，将左右边和底边缝住，成一长方形口袋，再用裱纸剪成比原来窄一些的大小不同的三块，裱上颜色布，绣上喜鹊探梅，凤凰戏牡丹、荷花出水、鸳鸯戏水等，对称的缝在搂肚上，成三个小兜，两边再缝上两根带子就成捆在腰上的搂肚了。做搂肚很有讲究，因为它是爱情的象征，年轻姑娘要请绣花能手指点，不但针工要细，寓意更要深刻，绣什么，心里都有数。如“双莲并蒂”、“鸳鸯成双”、“丹凤朝阳”就是希望夫妻和睦相处，白头到老。“莲生贵子”、“麒麟送子”皆希望早生贵子。也有的扎上“五毒”、“双狮”、花草之类，希望能驱邪避毒，保夫妇平安。新娘在新婚之夜将其作为第一件礼物送给丈夫，是希望夫妇之间一辈子有个好缘法。结缘法也有讲究，双方要双手送，双手接，不能扔，否则被认为将来不如意。
新婚时新娘不仅要和新郎接缘法，还要和婆家的婶婶、嫂嫂、小姑等结缘法，所谓的结缘法就是大家在一起要有一个好的开端，以便以后进一步增进感情。和新郎结缘法是送搂肚，和婆家的女性亲友们结缘法则是送针扎。
针扎是一种既实用又能显示主人才智的美丽绣品。它小巧玲珑，是妇女们存放绣花针、缝衣针的微型器具，有花瓶型，葫芦型、鸳鸯型、凤鸟型、虎头型等，皆寓吉祥之意。针扎分外罩和内芯两部分。外罩选用绸布帛的下脚料，打成初级褙子，然后将褙子双折，剪成各种式样，分别裱上绸缎颜色布，用红黄蓝诸色绣上鹿鹤同春、蛇盘兔、鱼戏莲、石榴戏牡丹等图案。两页背靠背缀在一起，上面留一孔即成外罩。然后将比外罩小一点的两块布料做针扎芯，装上棉花，四周用线缀定，底角吊上线穗，即为内芯，内芯的上端缀一线绳，通过外罩可以上下活动。内芯是插针的，可以别好多好多针，且不生锈，随用随取。
陕北姑娘结婚前做的这些绣品，不仅是为了和未来的丈夫和婆家人结缘法，还是考验一个姑娘是否手巧和有智慧的一种方式。在陕北女子手巧是很重要的，正如在迎亲歌里所唱的：“ 养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绞的。”手巧是做女人的最高标准。但现在则不需要了，因为男人们不再用搂肚装钱了，女人们也没时间去细针慢线的做针线活了。所以现在的新娘们已经免了这一关，当然传统的结缘法还是要的，只是不再用精致的绣品。而是在街上买一些现成的礼物相互赠送，新娘送新郎什么好像是随意。新娘送婆家的女性亲戚们则是一些手绢、袜子之类的小玩艺。
我们和新娘、新郎一起吃完饭，送亲的队伍就快启程了。我趁着吹手们还在吃饭的时候参观了一下新娘的嫁妆，有洗衣机、电冰箱、饮水机各一台，皮箱二只，被子三床、电饭煲、煤气灶、电风扇各一台。看来嫁个女儿也不简单，加上请酒的钱在一起，大约要近二万元。
吹手们吃完饭了，迎亲和送亲的队伍就要出发了，按传统是抬嫁妆的人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吹手，接着是两个迎亲的女傧走在新娘的前面，新娘的后面紧跟着的是两个送亲的女傧，然后是迎送的男傧前呼后拥，一路上锣鼓喧天，浩浩荡荡，十分壮观。男女双方的家如果相隔较远，路过一些村庄，该村庄如果有新娘或新郎家的亲朋好友，就要在村头摆上饭菜招待这迎亲送亲的队伍。一路上吹手们是最累的，如果累了俄了，迎亲队伍停下来休息，吹手们则围成一圈，中间燃一堆朽木圪垯，随便坐在火堆边上就餐。每当这时他们的周围总是围着一群观众，一股股青烟熏得人睁不开眼，吹手们仍然一动不动地吹着。
但这种场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只见在坡下的川道上，停了一排车，我数了数正好十辆，里面有几辆轿车，还有几辆面包车，轿车上装饰了许多的花边，很西式。因为我们是意外的客人，所以，没为我们准备车，我们就临时打了一辆出租车。
随着车队约二十几分钟就到了新郎所住的镇子上，一到镇子的口上大家就纷纷下车，排成队依序朝新郎家走去。吹手们卖力的吹打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走几步又停下来使劲的吹几下，有几个人赶紧走到他们前面放鞭炮。大街上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就这样走走停停，终于走到了新郎的家门。新郎家是在镇子上做小买卖的，看来是殷实人家，他们家住的是两层楼的小洋房。院子里也正在热火朝天的准备迎亲队伍的吃食，以及明天正式婚礼的酒宴。
新娘进院以后，就直接到二楼的新房去了。我们很想跟过去看看，但被新郎的妈妈给拦住了，因为按当地风俗新房是不准外人进去的。没办法，我们只好坐在下面，听听里面闹洞房的热闹声。这时，我看到院墙上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办事人名单”，这是一张有关这次婚礼帮忙人的组织构成及分工的名单，被很郑重的贴在墙上，每个在这里帮忙的人都随时明白自己在里面所担任的职责。我觉得很有意思，便把它抄了下来，如总管：张怀斗；请客：李和平；杂办：赵宏刚；招待：伟顺杰、胡步忠；厨房：聂志胜、曾泽军、方尚成、聂志军等六人。后来我怕时间不够便没有一一的抄下去，但我把分工的项目和人数抄了一下，只是没抄具体的人名。如面锅：7人；炸糕：2人；看客：6人；掌盘：6人；记礼：1人；管库：1人；提酒：一人；待乐：1人；担人：1人；洗涮：1人。我数了数具体的分工有十五项，具体办事的人有四十人。真是一支庞大的婚礼后勤队伍，可见这婚礼的场面更是宏观。
因为中午在娘家吃了酒席，晚上就不正式吃饭了，只是一人吃一碗饸饹面，就点卤菜下。婚礼要第二天才举行，娘家送亲的人就住在这里准备参加明天的婚礼。而我们就只有回去了，本来我们打算明天再坐出租车过来，但这里的出租车也实在是太贵了，我们为了看这场婚礼，光坐出租车就花了一百多元人民币。其实来回也就只有三十来公里，在北京根本要不了这么多钱，但这里的出租车，不打表，也不明码标价，看到是外地人就信口开河地要钱。其实钱是小事，但我们心里很不服气。
（四）剪纸能手侯雪昭的家
我们去新郎家时，侯雪昭先回家了，是她丈夫陈丕亮陪我们去的。后来我们又跟着陈丕亮来到他们家，他们的这个村庄叫安塞县真武东镇马家沟村。这里离县城很近，他们门口有条河，一过桥，五分钟就到了。他们家的窑洞很漂亮，是一座石窑洞，所谓的石窑洞就是在土窑洞的基础上里外都垒上了一层平整的石头，整洁、美观、结实。在大大的半圆形的窗户边挂着一串串的红辣椒，悬着一根根金黄色的玉米棒子，还有一颗颗百生生的大蒜头。用白纸裱糊好的窗户木格子里贴坐一张张红艳艳的剪纸，好一幅陕北人家的动人画面。
侯雪昭夫妇热情的把我们迎进家门，虽然我们到过洛川的屈延军家和今天的新郎和新娘家，都没有感觉到有很浓厚的陕北味，但在他们家我好像找到了我想象中的陕北人家的感觉。这种感觉的来源是他们家到处都贴满了剪纸，不仅在窗户上贴了剪纸，在窑帐最正面的墙上还贴着坐帐花——“娃娃坐莲””因为一般安塞的床都放在窑帐下，所以窑帐上贴的都是与生殖有关的剪纸画。在她家的灶头边还贴有一种叫“财神帘帘”的剪纸，在画面的中间剪的是一个抓髻娃娃，据安塞县志上说，“抓髻娃娃”最早的原型鉴于青海大同上孙家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舞蹈彩图和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社会黄帝族族徽“”（即天鼋的天字），后见于商代青玉女佩，其将娃娃头上的抓髻变形为两只鸡。其在民间常用于驱妖辟邪，在这里也是如此，在“抓髻娃娃”四周还有摇钱树、寿字、鹿（代表碌）、和平鸽上一黄蜂，（代表平安丰盛）、蛇（代表钱串）等。
在两傍的墙上还贴了不少她自己创作的，表现当地农家生活的剪纸。如“回娘家”，一位妇女坐在毛驴上，毛驴上驮满了东西，后面跟着一位背着褡裢的赶驴的丈夫。这种情景早些年在陕北农村常能看到，每年清明女儿一定要回娘家送自己捏的“面燕燕”；端午要回娘家送粽子；八月十五要回娘家送月饼。回去时一定要有丈夫相送，每当看到这种女方骑驴，男方赶驴的情景时，孩子们就会喊道：“骑驴婆，赶驴汉，调过脸来给哥看，你说扭过就扭过，好脸不怕哥哥看”。还有“走西口”，以前陕北很穷，男人常到包头、内蒙、宁夏打工或贩运粮食、棉花、盐等农副产品到那里去卖。每当离家时女人就要来相送到村口，一路依依不舍。另外还有反映农村劳动生活的如“耕种”、“地头午饭”、“磨面”等。这些剪纸有她自己独立创作的一部分，也由集体创作的一部分，看着一种剪纸好看大家就互相学，在学的过程当中又加进自己的剪法。
侯学昭请我们炕上坐，安塞的炕和洛川的炕不太一样，洛川是炕在前面灶头在里面，而安塞则是炕在里面灶头在外面，炕头就靠着打开门正面能看到的那花墙，炕里边有一个圆拱形的窑阁架，主要是用来放箱子和被子，秋收时也用来放红薯、玉米之类的粮杂物。
坐在床上，我们和侯学昭拉起了家常。她告诉我们，她外婆剪纸剪得好，每年过年过节时不光是自己家剪，也帮别人剪。妈妈也会剪，在外婆和妈妈的影响下，她在县城里两个嫂嫂也会剪纸，她们剪得很细密，妈妈和外婆则比较粗犷。她七、八岁时开始学剪，最早跟外婆和妈妈学，后来跟嫂子学。三十几岁时被县文化馆发现，开始让她到县文化馆参加学习班，每次办学习班都是一个月到四十天，从87年开始，每年都要参加一次，在那里由老师指导，自己创作。她是一个很要强，心气很高的人，什么事情一旦做了都想做好。老师发现她不光剪纸，刺绣、泥塑、绘画都会，所以得到文化馆的重视，94年被奥地利邀请出国表演，同去的还有唱山歌的、吹唢呐的，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安塞民间艺术团。
她现在名气大了，又住得离县城很近，所以许多到安塞来采风的艺术家，搞研究的学者都来过她家，有的甚至像我们一样住在她家。这些人有北京来的，也有香港和台湾来的，甚至还有少数外国人。说着她翻出很多照片给我们看，她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已经出嫁了，还有一个女儿和儿子在读中学，他们都受父亲的影响，喜欢打腰鼓。她的三个孩子都长得很漂亮，我看到她的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有好多照得很好的照片，她说是一个台湾摄影师到这里采访时拍的。
她觉得自己有今天要感谢县文化馆的老师们，尤其是最早的陈山桥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安塞的剪纸可能会和其他地方一样早就自生自灭了。现任文化馆长杨宏明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写道：“1979年隆冬，陕北高原严寒陡峭，文化馆美术干部顶着寒风，逐村逐户对民间工作者进行全面普查摸底。普查工作十分艰辛，在沟壑纵横交通不便的山村，爬山涉水，全靠步行。有时美术干部为普查一个作者要往返几十里山路。”“当时，陕北农村生活极其艰苦，美术馆干部在一种责任感面前，忘掉了整日跋涉的疲劳，忘掉了冬夜的寒冷，在土炕上，在麻油灯下，整理着快要被黄土埋掉的民间美术珍宝。同时，美术干部也认识到安塞民间美术的危机。它自生自灭，人逝世了美术品也就到走了，如无人收集整理，老人不创作，年轻人又不会，将会形成民间美术的断层。”我知道这里写的这些工作，就是当时在县文化馆当馆长的陈山桥领着馆里的美术干部们干的。所以，只要到安塞这些民间艺术家家里，提起陈山桥便无人不感动。
侯学昭也一样，她说我们这些不识几个字的民间艺人，还出国到过许多地方表演、讲学，陈老师却一直默默无闻，哪儿也没去过。我们以前没到安塞时，以为这里的农村妇女都会剪剪纸，以为这只是一种每个农村妇女都能掌握的技能。到了这里才知道，并非如此，会剪纸的妇女也许很多，但真正剪的好的，还是很少。侯学昭告诉我们，实际上也只不过三十几个人，但近几年陆续去世了好几个，也就只剩下二十来个人了。
我问为什么不培养年轻人？后来才知道其实县文化馆一直都在努力的培养年轻人，但这种人根本不是培养得出来的。现在年轻人的心境、环境以及思想观念、审美习俗都完全和老一辈不一样，要她们创作出和老一辈人一样的剪纸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们年轻有文化，训练她们的造型能力完全没问题，但她们没有老年人那种“穷乐和”、“随心走”，“糊画画，鬼怕怕”的心境。老一辈人从小就生活在各种民俗事项活动之中，从小就在奶奶、妈妈的影响下，对许多民间传说烂熟于心，从小就在触目皆是的民间美术品中生活长大。她们在接受这些民间美术品熏陶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接受一种教育，接受一种文化。就在这种接受中她们成为了妻子、母亲，甚至嫂嫂、婶子、姨妈等。是这种文化和教育指导她们如何去承担这些人生中的各种职责，指导她们去如何审美，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关心自己的亲人。用这些美的剪纸，美的针扎扎、美的虎头帽、美的搂肚、美的面花去编织一个属于自己也属于亲人的世界。于是她们又从一个接收者成为一个生产者、创造者。她们不是为了商品，不是为了卖钱，而是在为自己为亲人创造一个温馨而又美丽的世界。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很恶劣，这里的物质生活很贫乏，但人可以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寻找慰籍和快乐，并以此来求得精神上的升华。
而现在到文化馆来培训的这些年轻人，她们是生活在另外的一个经验世界里，她们剪纸是为了将其变成可以卖钱的商品，她们只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和接受者，因为她们根本不喜欢和不欣赏这些民间的美术品。她们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包含在其中的内涵，因为她们的生活和她们所面临的世界与她们母亲或奶奶们完全不一样。因此，她们面对着这些具有热烈情感的，包含着另一个时代生活和文化内涵的剪纸只能够摹仿却无法创作，所以在安塞有一句名言叫：“没文化的有文化，有文化的没文化”。意思就是说，那些没文化的老太太，能创作出那些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剪纸及其它民间艺术品；而那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却无法创作得出来。
这样一来，其实安塞的民间剪纸已经面临文化断层的危机，一旦这些年龄大的或像侯学昭这样中年的民间艺术家们不在了，这里曾火红一时的剪纸艺术，也就难以为继了。其实这也正常，不同的时代本身也就会产生不同的艺术和不同的文化。当然，要把它们变成商品来炒作也未尚不可，只是内涵和精神实质却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觉得这些剪纸艺人的作品难得，所以我们买了不少侯学昭的剪纸，还有一些她绣的鞋垫。另外她还有不少和别的艺人交换的作品，其中有曹佃祥、白凤兰、常振芳、潘常旺、李秀芳等人的。这些艺人有的已去世了，有的年事已高，我们这次来时间很短，她们又都住得很分散，所以几乎没时间去访问她们，觉得能买到她们的一点作品也是很珍贵的。我提出来后，侯学昭开始不肯卖，最后经不起我的再三恳求就卖了一些给我。
晚上住在侯雪昭家，她家有三眼窑洞，一眼放杂物，两眼住人。我、侯雪昭、她的女儿，还有和我一起同来的张红萍，我们四人住一个炕上。侯雪昭的丈夫陈丕亮、他们的儿子，还有我们一起的刘文峰住在另一眼窑洞的一个炕上。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住炕，而且是住在贴满剪纸的窑洞里，真是很新鲜。我们四个人一溜排过去，虽然是一人一床被子，但总还是觉得有点不太习惯，晚上久久都睡不着。不过住在农家，吃在农家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领会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五）安塞剪纸
这些剪纸艺人们由于在县文化馆同参加学习班，所以有机会经常在一起交流，在交流时大家互相赠送自己的作品。我在侯学昭家见到了不少安塞地区其他许多作者的剪纸，侯学昭向我介绍了她熟悉的每个人的故事，当然，在我的手头上也有不少我在县文化馆买的有关资料，包括许多的剪纸作品和刺绣作品。
从我手头上掌握的资料来看，安塞地区的剪纸从表现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表现的内容许多都与古老的传说、巫术、原始生殖崇拜、以及民间寓意有关系。其表现手法更古朴、更有原始遗风。如高如兰老人剪的“抓髻娃娃”，一手举鸟，一手托兔，鸟代表阳，兔代表阴，其表现的不仅是中国从原始时代就萌发的阴阳观，而且还是一种原始生殖崇拜的遗存，因为只有阴阳结合才能产生生命。
又如已经去世的曹佃祥老人所剪的“鹰踏兔”也是如此，鹰是鸟中的英雄，鸟在这一带有很深的寓意。在安塞曾发现不少新石器时期属于庙底沟型的彩陶，庙底沟型彩陶的一大特点就是鸟纹很多，就像半坡型的彩陶是以鱼纹为主一样。由于鸟纹的广泛应用，其上面的鸟应该是当时一个原始部落的图腾，而在原始神话中称太阳为“三足鸟”，因而崇拜鸟的原始部落实际上是崇拜太阳，因此鸟是太阳的象征，在当地民间也称太阳为“鸦”。所以鸟在民间是象征阳性的，鹰是鸟中的英雄自然是阳性的了。而兔是代表月亮，月是阴性，兔自然也代表阴性了。“鹰踏兔”是喜花，是结婚时所剪的花，其寓意的是男女情爱，反映的是生殖崇拜的主题。
还有老人常振芳剪的娃娃坐莲、娃娃钻莲、娃娃采莲等，都喻示莲里生子的传统文化内涵，民谣中有“娃娃坐莲花，两口子好缘法”。老人们剪的剪纸，一定要有说头，有民谣印证。如在结婚时常剪的喜花“蛇盘兔”，在民谣中就有：“要想富，蛇盘兔；蛇盘兔，必定富。”当地民俗认为，如果男属蛇，女属兔，结为夫妇，日子一定过得富裕。至于蛇盘兔则是寓意男女结合的意思。如在当地的民歌中唱道：“鱼戏莲花蛇盘兔，我和哥哥每个够”。在陕北的民俗中鱼代表男性生殖器，莲花代表女性生殖器，其里面的含义也就不言而喻了。还有常见的抱鸡娃娃、抱鱼娃娃、抱石榴娃娃等都是同一寓意。鸡、鱼象征男性，暗喻性爱生子。民谣中有：“石榴坐牡丹，生下一河滩。”也就是说，老人们所剪的剪纸，都不是随心所欲创作的，一定是有“古时花”为摹本的，当然在具体剪时可以灵活多变，但题材和母体是不变的，是世代相传的集体意识。
在安塞的剪纸中表现生殖崇拜内容的最多，这可能和其文化的传承有关，而且这种文化的传承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原始时代。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中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当时，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生产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在满足人生活需要的物质极度贫乏，而又缺少对付自然界各种意想不到的灾害的原始时期，需要群的联合力量及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生产能力和自卫能力的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成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在当时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都很恶劣的情况下，人的生存是极度困难的，每一个人类群体的增长率都很低，原始人的平均寿命才15岁，生下来的胎儿成活率也很低。约一万年前，全世界共有人口三百万，每千年的增长率仅为百分之八。为了生存，为了自身的发展，原始时代的人们十分重视自身的生产，很早就开始举行加速自身生产的仪式，这种仪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多种，但作为集体举行的加速整个群体繁衍壮大的最早仪式恐怕就是图腾繁衍仪式了。这种图腾繁衍仪式的残留痕迹我们可以在许多原始的岩画中找到，如宁夏贺兰山岩画中众多的交媾图和由男女生殖器结合的人面图，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男根纹人面像，新疆呼图壁岩画中的狼图腾与男性器官组成的人面像等。在原始的彩陶中也同样有着类似的纹样，如仰韶文化中大司空类型彩陶中的男根纹，仰韶文化中半坡类型彩陶中的人面彩陶瓶中的人面向中间为一竖阳等。在安塞剪纸中的喜花则是这种生殖崇拜思想的发展和延续。
在安塞剪纸中受原始图腾文化影响的痕迹还有很多，如不少作品中出现人首蛇身、人首狮身、人首鱼身以及鹰身狮首人面等表现手法。如胡凤莲剪的喜花“鱼”，窗花“猫”就把这两种动物都剪成了具有憨厚可爱的孩子般的脸。还有张芝兰剪的窗花的“狮子”、“艾虎”都是狮身人兽或虎身人首。像这样的例子，在当地的剪纸中还有很多。
在原始的图画中，这类人首兽身的纹饰很普遍，这是因为原始人相信祖先是由图腾化身的，同时相信祖先也有化身图腾的能力。这种信仰是在人和图腾互相转化信仰基础上产生的，这也是和原始的万物有灵的信仰有关系的。人希望获得来自自然界的或动物界的比人更强壮的力量，因此，其在施行巫术时往往将自己装扮成某种其认为是有灵性的动物或植物的模样，让人和这类的动物和植物互换，以摄取其力量，这也许是最早面具的起源。而且作为自己的图腾的祖先也是这种能人神互换的，所以常常是人首首身，如女娲、伏羲都是人首蛇身。在我国最早的神话传说《山海经》中就记叙了许多半人半兽的神，如《南山首经》及其神皆鸟身龙首；《南二次经》记其神皆龙身鸟首；《南三次经》记其神皆龙身人面。另外的东、西、北、中的各次经中所记载的都是如此。几乎所有的神都是半人半兽，何星亮在其《中国图腾文化》一书中认为，这些神的形状可能就是根据图腾柱描绘的。在《山海经》中除了记述了许多半人半兽的神之外，还记了不少半人半兽的动物。这些动物均因山、因地而不同，它们可能都是某山某地的图腾拄上的图腾祖先或图腾神形象，后人误以为真的存在像图腾柱上的怪异动物，而被记述下来 。我想，安塞的剪纸也一样，其样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正如陈山桥在其文章中写的：“在大部分农家都可以看到她们用烟熏成的‘祖传’的‘古时花’样，保留着传统的剪纸艺术。由于代代相传，相互提高，安塞剪纸艺术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而就是在这些祖传的古时花中，原始文化和原始图腾的因子才被一代一代的流传了下来。
此外，在安塞的剪纸中，还有一些表现古老传说的剪纸，如白风仙剪的“二郎担山追太阳”。民间传说，过去，天上突然出来九个太阳，晒得人们不能在田间劳作，飞鸟晒死，树木枯萎，二郎担山追日，压去了八个太阳，救了人类，救了万物。这和中原后羿追日有同工异曲之源，还有，白凤兰剪的“玉祥卧冰”是二十四孝故事内容之一。表现玉祥为孝敬老母，卧冰取鱼的故事。我看过有关白凤兰的介绍，白凤兰的父亲虽不识字，却能绘声绘色的讲出好多上古时期的故事，《女娲造人》、《二郎担压山》、《毛野人》等等。每到阴雨天或冬月天，她家晚上总是坐满了庄稼汉，津津有味的听着“朝古”，白凤兰总是坐在父亲怀里，听得很认真。母亲剪得一手好花，受到全村人的敬慕。同时也影响了白凤兰，她经常学母亲的样，剪个石榴着牡丹，剪个鱼儿戏莲花。她家贫穷，买不起纸，她便捡好多梨树叶放在家中，以树叶代替纸来剪。在母亲的指点下，学会了好多传统花样得剪法。在父亲的“朝古”影响下，她剪了不少以上古传说和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剪纸，除前面所提到的“二郎担山追太阳”、“玉祥卧冰”之外，还有“毛野人”、“鞭打芦花”、“牛郎织女”等。她剪的花古朴醇厚，粗犷有力，她剪的“牛耕图”、“猴吃仙桃”、“牛”等都与陕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刻艺术很接近，特别是“牛耕图”、“猴吃仙桃”中树的造型，被认为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图腾纹样，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陕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依据。 其实在我看来这些树的形象，和战国时期的“宴乐渔猎攻占纹”铜壶上的桑树的表现手法也很相似。说明这些纹饰都是具有一定传承性的。
其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风格的传承以原始、上古时期和秦汉时期的最为浓厚，其次是宋代。元明清以后，这里的文化处于相对封闭和独立发展的状态，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因此，远古遗风较浓厚。究其原因，我认为，这是因为一带曾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中心地之一，这一带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有12处，如方家河遗址、大李沟遗址、太春遗址等；有龙山文化遗址80余处，如大石寨遗址、石寨遗址、银山峁遗址等 。这里的原始文化非常发达，积淀下来的文化层也比较深厚。因此原始文化中的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对这里的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发展有所影响。
另外，陕北曾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西汉初年以及宋、明各代的边界所在地。秦长城曾蜿蜒于安塞、志丹、子长等诸县之北，这一带是秦与匈奴的交界地。秦始皇曾派长子扶苏到此镇守边关，最后葬身于此地。秦汉时这一带属于高奴城（现延安地区）管辖，项羽灭秦之后，分封三秦王，其中之一就是翟王董翳，王都就在高奴。当然这也是为了防御匈奴。因为这时匈奴已经趁着秦王朝覆灭的机会向南发展了。接着到西汉初年，匈奴进攻上郡，汉朝就派当时的丞相灌婴亲自带领10万大军，到高奴抵挡 。高奴城位于延河畔，延河古代叫清水。其上源可以溯到横山山脉之上，越过横山就是芦河，两条河流的源头相距不远，其河谷正是翻越横山山脉的道路。这条道路直通横山山脉以北，路程短捷，是易于进军的一个条件。而安塞县正是在这一道路的要口上 。到东晋时，夏国曾建立国都统万城。现在统万城的遗址附近一片黄沙，十分荒凉，但在当时，附近有广大的草原和清澈的河水 。其建城的目的是以此为统治周围各族人民的中心，并由此南下夺长安。延河河谷及以北的芦河河谷的通道，正是出兵的要道。到唐代中叶，安禄山在范阳反唐，率军循太行山东麓南下，从正面进攻潼关。可是当时有些人顾虑安禄山如果派别军由夏州迂回，长安就十分危险。诗人杜甫还因此写了一首诗，说：“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昔日的高奴，到唐代已改名为延州）。而芦子关就在安塞县北七十公里延河源头处。当时安禄山并没想到这着棋，顾虑到是多余的了。但唐代后期的吐蕃就一再由四面向这里进攻 。到北宋，西夏县南进攻，延州首当其冲，因而当时延州为北宋的边防重镇，这条通道是两国必争之地。北宋为了能控制横山山脉，曾利用地形修筑了许多城寨，这时安塞县属于绥得军安塞堡。而在唐代就修建的芦子关，山高坡陡，峡谷状如葫芦。是当时重要的军事要塞 。宋代司马光曾留下：“延水犹传缴，芦关未撤烽”的诗句。民间流传道：“芦子关，芦子关，风潇潇兮延水寒，安得壮士控北番。”在境内仅现还保存的古代报警的烽火台遗址就有41座，在这些遗址内，有的留下秦汉瓦片、陶片，有的留下宋瓷、砖瓦 。
我在这里要叙说的是，从战国、秦汉一直到唐宋这里都是重要的边关要塞，所以虽然地处偏避荒凉，但这里与中原的往来还是很密切。这种往来自然也会带来中原的一些文化因子。同时，在这里曾挖掘出多座的汉墓，汉代这里曾是抗击匈奴的前线要塞，许多有名的将领都在这里领过兵打过仗，而且有的终老于此，因此，在这里还应该生活过一些有地位的边塞官员。这些汉墓的墓主虽然不祥，但里面出土有陶俑、陶罐、铜镜、铜带钩等，而且墓中多用画像砖铺设，说明也还是比较富裕有地位的人。
由于时间有限，我没去这些遗址考察当地的画像石、画像砖，但我了解在历史上陕西的画像砖和画像石都是十分发达的。从画像砖来看，陕西在西周时已有瓦当纹；从画像石来看，陕西时发现战国画像砖的地区之一，又是秦汉前期画像转唯一的发祥地；从画像砖图样的流传来看，陕西的一些图样是以后各地画像砖同一图样的最早母本。还有在安塞不远的榆林地区的无定河边发现有大量的汉代画像石，这些画像石高度的简洁，用剪影式的手法形象的将要所表达的对象表现出来，具有高度的黑白对比效果。事实是，这一带所用的石头是一种水成岩，不宜做多层次的雕刻，也不宜作细加工，否则石片将一层层脱落，大块大块的刻凿，是当时当地工匠们因石制宜的缘故 。而这种风格对安塞剪纸影响很大，简练粗犷、雄健豪迈，讲究大的对比效果，正是安塞剪纸特有的风格。其表现的题材和构图也深受汉画像石和汉画像砖的影响。就如前面介绍的百凤兰的“耕牛图”，和同样题材的画像石上的纹样比较，无论是构图还是黑白的对比手段都有不少相同之处。
这一带还保留了不少北魏和宋代的佛教石窟。说明在那一时期，这里和中原的交流往来还是很多，因此唐宋一带中原的文化对这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其剪纸和刺绣中都隐约可见。但元明清时期的中原文化对这里的影响就不大了。其原因也许是元代和清代，蒙古已在我国的图版之中，这里不再是重要的军事要塞。也因此，这一带不再受到当政者们的重视。而且这一地区地势险要，境内沟壑纵横，川道狭长、梁峁遍布。山高、坡陡、沟深；土地贫瘠，到处是缺少自然植被的黄土地；气候恶劣，自然灾害连年不断，这里的气候是春季气候变化大，多风沙，有霜冻，雨量少，有春旱。夏季有伏旱，暴雨、冻雹和阵性大风出现。秋季温凉，气温下降快而有霜冻。冬天寒冷而干燥。险要的地势使这里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气候恶劣，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使这里很少有外来人口进入谋生。正因为如此，元明清以后这里极少与外界交流发展，其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发展显示了较多的独立性。
其证据是许多在中原文化民间中常见反映吉祥如意的纹样在这里却很少见到，如缠枝莲、凤穿牡丹、福寿安宁、添福添喜、福禄寿三星等；常见的反映道教文化的八仙、八宝图等，反映儒家思想的五伦图、二十四孝图等；反映文人生活和气节的竹林七贤、东坡爱砚、羲之爱鹅、茂叔爱莲、渊明爱菊、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图等；还有反映加官晋级思想的一甲一名、一品当朝、官上加官、马上封侯、五子登科等。至于流行一时的戏曲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等情节的画面在这里也几乎不见。这说明自明清以来安塞的文化很封闭，较少受外界影响，也由此保留了许多最古朴的原生态文化的种子，这是非常珍贵的。
但在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陕北成了抗日的大后方，革命的根据地，于是，延安时期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曾影响过这里的农村妇女们。我在一篇介绍剪纸能手曹佃祥的文章中曾看到过这样一段描述：“1942年春，安塞县高桥村的小土街上来了十几个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画速写，收集民间剪纸。消息传到常佃祥耳朵里，她多想看看大学生是什么人物，怎样画画。她背上干粮，步行了五十里地赶到高桥，一打听，学生们早顺着川道回去了。常佃祥遗憾极了。但她还是在小土街转了一圈，发现一户庄户人家的窗上贴着‘锄玉米’、‘送粮’、和‘学习’等内容的剪纸，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这是鲁艺学生们的剪纸吧？’她问主人。她没见过这样的剪法，她久久的想着……”是的，半个多世纪前，由于交通的不便，在安塞农村偏僻的沟沟峁峁里，也许从来就没见过外来的绘画，用她们同样手法的剪纸创作就更没见过。也就是这些革命的题材和新的创作手法影响了当地的剪纸巧手们，因而在这附近一带的剪纸中留下了这样一些痕迹，一些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剪纸。如常佃祥剪的“学习”、“纺线线”等。还有潘常旺的“送子当兵”，杨桂芬的“骑马跨枪”，李秀芳的“腰鼓手”、“娶亲图”，徐桂芳的“收工”、“出工”、“买猪娃”、“赶毛驴”、“做衣服”等。这些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一辈的剪纸艺人。而年轻一点的四五十岁的像侯雪昭这样的中年人，更是以表现现实生活的题材为主。当然她们也剪传统题材，只是像侯雪昭自己说的那样，她们这一代人所剪的剪纸，由于受过文化馆的训练在写实能力方面会强一点，但缺少老一辈人所剪出的那种古朴味。
以上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安塞剪纸的传承历史，觉得其内涵很深，只是自己在那里呆的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做更深入的田野考察工作，我觉得这个题目如果挖掘下去肯定会很有价值。
按马林偌夫斯基的理论，任何文化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功能价值，都是为满足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最终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那么安塞的剪纸在安塞人们的生活中又是怎样发挥其作用，给人带来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要的呢？
侯学昭告诉我，安塞的剪纸在人们的生活中有四个的用途。第一，是装点节日增加喜庆气氛。在以前，凡节日或喜庆的日子安塞人都忘不了绞剪纸，贴窗花，这是安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习俗，一方面是火红热闹，增添节日的气氛，另一方面图个吉利。尤其是春节，一到腊月天，婆姨女子们早早的就聚在一块，商量着怎么绞剪纸了。谁家绞完后贴好，姑娘媳妇就一起跑去观看，评头论足，每当这时就是巧手女子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春节时的剪纸多为猪马牛羊、五谷丰登之类的吉祥图案，同时保平安的虎、镇邪的狮子、看门的娃娃、神龛的门帘等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剪纸，也是必不可少的。通常在窗户贴上大公鸡、花喜鹊、大双喜字；在墙上贴着质朴的老虎，凶猛的狮子；灶台旁贴着热闹的财神帘帘。不仅是人住的房间里要贴，就是牛棚的窗户，猪圈的门上也要贴，人过年，牲口也过年，以示六畜兴旺。她说，过年时剪纸贴得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很好看，那时候穷，加上在偏僻的农村过年时买不到年画、门神之类的装点的物品，人们就只有用剪纸来装饰房间。然后就互相串门子，谁家装饰得整洁漂亮，谁家就会受到大家的羡慕，如果谁家不讲究，谁家就会被人瞧不起。每当过年时，即使是孤身老汉也要向村里的巧媳妇索取几张剪纸贴在窗上。谁家不贴窗花，就会被众人骂为“瞎眼窗”，是不吉利的。
第二个用途就是娶嫁时装饰洞房。布置洞房，剪纸的必不可少的，不仅是为了美化，更是为了生殖繁衍的寓意，其剪纸的种类主要是窗花和坐帐花。前面已经介绍过，有许多表现阴阳交合内容的，如“蛇盘兔”、“鹰踏兔”、“石榴戏牡丹”、“娃娃坐莲”、“鱼儿戏莲”等。其同时还寓意新婚夫妇生儿育女，相亲相爱。
第三个用途就是用于巫术迷信活动，安塞人每遇家里人生病或牲畜患病，就会剪上牛、猪或虎贴在门上，以驱邪气，防病魔，同时还有招魂的纸人，扫天婆等都是用于镇宅祛病的。春节时家家贴守门娃娃、拉手娃娃，又称抓髻娃娃、瓜籽娃娃。在当地民谣中有：“天不怕，地不怕，但怕瓜子打八叉。”据说，贴上瓜子娃娃，可防瘟疫入室，保全家安康。
第四个用途就是做底样。剪纸是农村女子们学习造型艺术的基本功，在这里无论是绣枕花、鞋花、针扎花，还是绣裹肚、围裙，或者是做布玩具，做虎头帽，或者画炕围花。都需要先用纸剪出底样，因此，这里的剪纸能手往往又是绣花能手，甚至是画炕围花和做面花的能手。
在安塞看谁家女子、婆姨是否聪明灵巧，总是要与剪花连在一起。在这里剪纸、绣花是妇女们的必修课。所以老人们说，在过去给儿子定亲时就有“不问人瞎好，只要手儿巧”的说法。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中，剪纸绣花这些女工活，实际上就是一个女人习得一种文化和一种生存技巧的方式。剪纸、绣花、画炕围花、嵌锅台花甚至画箱子花等，这些民间的美术活动基本都是由妇女们来承担的，在承担这些美术活动的过程中，她们不仅把自己的劳动和当地的习俗传统结合在一起，把自己的行为和当地流行的审美观念结合在一起，还把自己的爱，自己的情传达给自己的亲人们，给贫困单调的生活增加了许多热烈的气氛和生存的勇气。同时也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犹如宗教般的，可以寄托情感的精神世界，是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和有趣起来。她们热爱剪纸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我看了有关安塞这些剪纸能手们的介绍心里特别的有感慨。如曹佃祥在临终时，嘱咐自己的外孙女：“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送给你，这把剪刀送给你做个想念。你要下决心学剪花，我时候，你每年记得给我送些剪花的纸来，我还要剪花。”她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第一个想到的还是要剪花。著名的剪纸能手高金爱也是农活再忙，也总忘不了自己喜爱的剪纸艺术，手不停的剪呀画呀，文化馆的辅导老师去看她，她总是拿出厚厚的一摞新创作的剪纸给老师看。1993年初，张凤兰的丈夫去世了，她心里很难过，不说也不笑，过了几天，一日早晨起来，她精神特别好，见人就说，：“俺娃他爸昨黑夜看我来了，给我托梦了，他说让我好好在文化馆剪花，不要想他。我说‘嗷’。”从这天起又能听见张凤兰的笑声了，并且不时听见她那清脆悦耳的信天游：“擦着洋火点着个灯，放下个枕头短下个人。白日里想你上不了炕，黑夜里想你睡不着觉，你叫我唱来我就唱，咱俩死死活活相跟上……”剪纸对于她们来讲不仅仅是一种劳作，而更是一种生命的需求。她们的艺术劳动是为自己的、为自己的亲人们的艺术劳动，和那些用来谋生，或者换取名利的异化劳动不同，她们的“产品”很多不是自身以外的异化物，而是在生活行为中，可以观照自身心灵的艺术品。
（六）安塞腰鼓与闹社火
晚上吃完饭，我们和侯学昭的丈夫陈丕亮聊天，他是这里远近有名的腰鼓手，现在他们夫妇俩基本不种地了。靠妻子剪剪纸为生，他则是靠组织腰鼓队表演，或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当腰鼓队教练为生。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还记得，在1989年亚运会的开幕式上安塞腰鼓队的风采，那喧天的锣鼓，那强劲的舞姿，让人感到振奋，埋藏在心底的民族精神也好像为之油然而生。也就是从那时起，安塞的腰鼓便在世界出名了。不仅有许多的电视节目邀请安塞腰鼓队参加，就是许多的单位和部队也邀请类似陈丕亮这样的腰鼓手去当教练，以在节日或有重大欢庆活动时组织腰鼓队表演。因此，他经常全国各地跑，前不久还去了一趟广州。
因为不是过年，也没有什么喜庆活动，所以我们这次下来没有看到腰鼓表演。前面已经介绍了，传说，安塞的腰鼓是由战鼓转化过来的，这里自古是边塞之地，尚武崇勇是这里的传统。如果说剪纸是属于妇女们习得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和精神寄托，那么腰鼓则是男人们习的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和精神寄托。剪纸教会了妇女们如何去爱，如何审美，如何使贫瘠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而腰鼓者教会了男人，如何做一个生活的强者，面对困难如何去振作自己的精神，如何去超越平凡成为一个生活的勇敢者。
但腰鼓是怎样在民俗生活中得到表现的呢？我们很想知道。于是陈丕亮告诉我们说，在陕北，每到过年总要闹社火，闹社火的时间很长，几乎是整个正月。内容也很多，但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扭秧歌，而打腰鼓则是秧歌里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社火一般是在每年的正月初二开始举行，由大家选举的社长来组织这一活动。我们问，一般社长是由什么人来担任，是村长还是村里有威望的人？他说，都不是，一般是由敬神比较虔诚的人来担任，因为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所以只有精神虔诚的人才愿意自始至终的承担下来。
一般是在腊月二十以后就要开始组织秧歌队，一个秧歌队大约有80到100人，大家集中训练几天，待到正月初二起开始闹秧歌。要先到庙里去敬神，在安塞每个村的后面都有一座庙，而且不同的村所敬的神也不一样。如侯学昭她们所在的这个马家沟敬的是玉皇大帝，而后面曹庄敬的则是师主爷。这种敬神活动在文革期间曾被禁止，从1974年开始恢复。
敬完神后就要开始上街表演。秧歌队领头的叫伞头。伞头一般手举一倒斗型灯笼，后改为举一挽有彩绸的伞，轻便易动。秧歌队如何走，变什么队形，扭多长时间，唱什么词调等，均由伞头决定。伞头要具备人才、文才、口才，还要能风趣活泼，见机行事。尤需能即景生情，即兴编歌。
秧歌队每到一处，在伞头的带领下，先走大圆场，再变换各种队形，组成各种图案。常见的有：“踩四门”、“卷菜心”、“扭麻花”、“蛇盘九颗蛋”等。大场子走完后，即为小场子，有腰鼓、旱船、跑驴等轮番上场，以腰鼓队最受欢迎。
老百姓认为，正月动动响，全年安顺。所以秧歌队要附近到每村的每户人家去“沿门子”，即挨门挨户拜年。由于安塞的地形复杂，到处是沟沟峁峁，所以，人家户住得很分散，有的山梁上或深沟里就只住了几户人家，平时少有人来串门，这时也热闹喧天。秧歌队到到来，不光是带来了热闹，同时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情谊，也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联系，有些在外村的亲友也趁这机会互相串门。一般秧歌队一天能走十几户，主人们以各自的经济力量摆烟、酒、糖、茶以示招待。大多给人民币，旧时给米，多少不等，以资活动费用。饿了就分散到各家吃饭，累了则分散到各家睡觉。
闹到正月十五，还要举行一个活动，那就是点篝火，其过程是，先到山上撒五谷，再把五个鸡蛋分别埋在五个地方，然后在上面点篝火。这一活动的目的是为祈求丰收，求老天不要下冰雹。
闹到正月二十八、二十九、到二月初二，这几天还要举行“转九曲”的活动，各地的时间不一样，可自己选择。“转九曲”要先找一块大的平地，一般都是在一块平的塬上，至少要有36米方圆大小。找到一块平地以后就要在上面勾一个九曲图，属于叫“勾灯场”，在勾灯场时一定要标出何处为通道，何处要闭塞，由有经验的人负责。图上的每一转折处都要有一盏灯，灯与灯之间的距离大约1.5米至2米左右。灯场由361盏组成方阵，意即一年中一天一盏，常余一盏，取吉庆有余之意。灯的位置确定以后，就要准备灯、结扎灯场、彩门等。灯盏用萝卜或土豆削成，方法是在土豆或萝卜中间挖一个洞，洞里放点油，再放上灯芯即成。也有用泥来捏的，但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要全场统一。灯盏因数量多，有时分散到各户做，有时由集体做。一般将灯盏固定在垒起的土堆上，再围上红绿色彩纸添上灯油，这叫纸灯。还有一种高灯，是将齐腰高的木杆或高粱杆擦在置灯的位置上，置灯盏于杆的顶端，添油加捻，届时点燃。从80年代开始，大多用蜡烛代替，简便易行。
“转九曲”的全过程可分为祭风、围场、进场、点五方、出场、再围场、祭鬼魂、表演等阶段。
“转九曲”前要先祭风，由伞头领唱祭风歌，祈求神灵将风压定。然后由秧歌队为先导，观灯者紧随其后，由彩门入口进入灯场，按规定路线绕场行走。方阵分五方，即东南西北中，每方中央插旗一面或置亮灯一盏，上书此方位，伞头到此方位即唱一段古代人物事迹。点罢五方，再走九城，人在里面正走三圈，倒走三圈，反走三圈，走时谁也不许吭声，走完后，领头的轻轻叫一声“撤”，大家就拼命从彩门跑出场，看谁跑得快，看谁最先跑回出发点。“九曲图”中有九道城门，有九段曲折的路程，九九归一，起完九曲，就把一年的曲折和困难都走过去了。谁跑得快，谁的曲折和困难就脱离得快。
转完九曲后，在伞头的带领下，秧歌队叩头拜祭祖先的鬼魂，意在求得一年平安，五谷丰登。这种闹社火的活动，要从正月初二一直闹到二月初“龙抬头”动了农活才结束。
在我们和陈丕亮聊天时，来了一个原先在县文化馆担任美术辅导员的马老师，他在安塞工作了几十年，对这一带的民俗活动也是了如指掌。以上的内容就是他和陈丕亮俩人一起告诉我的。
他们边说，我边纪录。记完后我又问他们，现在每年的社火还这么隆重吗？他们说，这几年差远了，原因是秧歌队组织不起来。过春节期间许多农民都忙着打麻将、看电视。一般成年人都不愿意参加，但为了应付，便让爱凑热闹的孩子们去参加，所以现在的秧歌队大多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们。不过每个秧歌队都还是要有五、六个骨干，不然的话就难以闹起来。听到这话以后我再问，以后这些腰鼓队不会质量下降吗？他们说那是自然的，因为人们闹秧歌的兴趣不如以前大了。
这样看来，其实闻名于世界的安塞腰鼓实际上也和剪纸一样，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当然作为商业化的腰鼓队肯定还会存在，但那种发自民间的腰鼓队却将衰败。
（七）安塞的葬礼习俗
在侯学昭家住了两天，我们正想出发去更偏远的山村，拜访另一位农民艺术家薛玉琴。听到街上传来一阵阵的悲凉的唢呐声，他们告诉我们说，这是有人去世了，正在办丧事。听说后，我们决定推迟一天再走。去看看安塞办丧事的礼俗过程。
死者系男性，今年四十七岁，是县邮电局的职工，灵棚就搭在县邮电局门口的大街旁。我们跟着看热闹的人走过去，远远就看见了一个大的花花绿绿的灵棚，这时我以前没有见过的。灵棚是用四根木柱子和几块布临时搭成，门前有副对联，一联写着：“魂归天上风云”，灵一联则写着：“名在人间草木香”，中间的横批是：“音容婉在”。灵棚里面放着棺木（这里普遍流行棺葬），棺木前有一祭幛，祭幛上贴有一个大大的“奠”字，前面放了一个纸做的神龛，像房子一样，共有二层楼。也许是死者在阴间的住处，房子前面还有院子，在院门上贴着：“金童引上天堂，玉女送出地府”的门联。在前面是两个花篮，花篮前面是一个供桌，供桌上放着一只公鸡，一些水果。供桌上还竖了一个牌位，牌位上写着：“请奉：李三门宗祖之位”，我想也许是死者姓李。灵棚的左边还立着一根昭魂幡，幡顶上是一只仙鹤，仙鹤下面有一只六角形的顶蓬，顶蓬四周挂满了各种剪成花边状的红、绿、蓝、以及金、银锡纸，四周还挂面了许多圆形的小镜子，锡纸上还有许多的灯笼、流苏等，五颜六色，但有四只素色的白灯笼。
我们正在观看时，突然传来一阵鞭炮声。于是，我们回头望去，只见前面由吹手引路，后面跟着两个青年男子，身穿白色素袍，头戴用白布扎成的帽子，听说这是死者两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只见其中一个手上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一个猪头，猪头的嘴里还要着一跟猪尾巴。他们过来后跪在地上，将猪头放在供桌上。
我们边看，边拍照和边拍录像，有时还拿出笔记本来纪录。旁边人看了，就告诉我们，前面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也去世了，你们可以去看看。因为不同年龄的人去世，其丧事的办理也会有区别。真是很凑巧，往前走不了多远，我们就又看到了一个灵棚。
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按风俗年龄越大的人丧事就办得越隆重，时间也就拉得越长。我们看到这个灵棚的摆法和前一个大致一样，只是其招魂幡的彩色的及金银锡纸的花边、流苏、灯笼好像更多一些，旁人告诉我们年龄越大就越多，也越长。因此，有经验的人，仅看这招魂幡就能判断得出死者的年龄。
这时我们看到旁边有三只羊，在一个三轮车上还捆了一头猪。据说，这羊和猪是用来收魂的。收魂的方式是，将猪和羊牵到灵棚前，用烧过的煤灰堆起一个土堆，在土堆上插上几支香，在用一把水壶装满一壶冷水，将猪和羊分别牵到土堆前，然后江壶中的水淋到在猪和羊的身上。被水淋过的猪和羊就会耸耸毛，使劲的将身上的水摔干，这种耸毛和甩干水的过程就叫收魂。听说收完魂后，羊照常牵回去继续养，但猪却要被杀来招待客人。我不知道，我们刚到时看到的那位死者儿子在托盘中装的猪头，是不是刚杀的收魂的猪的头。
这个六十多岁的死者灵堂前也有一个纸做的神龛，她的神龛是有两条龙盘踞着的房子，也照样有院子。不同的是由于死者一有六十多岁了，可以算着是寿终正寝，所以在她的神龛的房门上有两个寿字，还有一个禄字。而且在房顶上还放做一个倒着的女性纸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死者本人。
天黑了，吹鼓手们开始奏乐，照例是唢呐声先响起，曲调凄凉委婉，悠扬的声音划破长空，刺得人心里发颤。在这一带流行的专门办丧事的曲牌有《祭灵》、《小寡妇上坟》、《迎魂曲》、《吊孝》等。
现在要开始的一项仪式叫“献祭饭”。这项仪式是请乐鼓手中的专人来做，一老一少，一共是两个人，当地将这种人俗称为“端祭饭”。我们看到这时灵棚前的供桌已被撤去，换上了两个平行放着的大案板，这案板就是准备用来放祭饭的。
献祭饭仪式开始了，唢呐声一响，所有的亲友全都头戴白布，手柱哭丧棍，跪在地上。这是我们又回到了第一次看的那位男死者的灵棚前，只见跪在最前面的是死者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看来前后只差一两岁，都大约二十出头。听旁人说，他们一个在西安读大学，一个在延安读大学。两个人都还没有独立，父亲的死，对这个家庭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所以，他们的母亲由于伤心过渡，在办丧事的仪式中都没有出来，一切由他们的舅舅在帮忙主持。
不久，那两个一老一少的“端祭饭”人随着乐声一扭一扭的走出来了，只见他们全身穿着白衣白裤，衣服是传统的对襟衣，在袖口和衣服的边缘上还镶了红黄色的滚边。他们一人头上顶了一个方托盘，托盘四周糊上彩色的纸穗做垂帘，每一个托盘里饭两盘菜。手不能扶托盘，要在人群中穿行游走一圈，边游走还要边随着音乐做小丑般的扭捏状。当地将这一过程称为“游食上祭”。在游食时，参加丧礼的亲友们要把钱放在一个小口瓶中，他们每走一次，就要往瓶里放一次钱，有五角、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不等。每次都由不同的人放，大家互相传递，而“端祭饭”走到瓶子前则要停下来，从瓶子里取出钱来，因为这就是他们表演的酬金。取这一点钱很不容易，瓶子放在地上，“端祭饭”者不能用手去取瓶子里的钱，只能扑在地上，在嘴里咬着一根筷子，用筷子将钱从瓶子里取出来。
这种取钱的方式实在是有点为难人，其实这是一种不把戏子和艺人放在眼里的民间遗风，即便是给他们钱，也不是正常的给，而是有意为难和戏谑对方，当对方也不示弱，他们边舞边扭边高叫：“多给一点”，“给五块的，不给就不跳”。但他们边叫还是在边跟着音乐舞，这种叫只是一种调节气氛而已。只是这一叫，场上的气氛边立刻轻松起来，冲淡了所有的悲伤和严肃，奏的音乐也成了我们熟悉的一些轻松的民间小调，场上竟然有了一点喜剧的感觉。这也许是中国人讲的红白喜事吧，丧事也是一种喜事，是一种白喜事。我们的亲友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们也许会在另一个世界里活得更快乐，所以我们要高兴的送他们上路，用最好的饭菜，最隆重的仪式，祝他们能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空间里。我不知道“献祭饭”有没有这样的含义。
只见“端祭饭”人将一盘盘菜端到桌上，一次两盘，每次都要在人群里游走、舞蹈，同时取钱，所以献得很慢。开始献上的是用彩色粟米在盘子里堆成的字，排成对联形式，一联是：“山间走兽云中雁”，“天上飞桥海里参”，横批是：“仙食敬祖”。把这些装着字的盘子端完后，便开始端一盘盘的食物，有切好后摆布成各种花样的水果盘，有各种凉菜冷盘，还有各种糕点面包，饮料酒水等。根据年龄的不一样所献上的祭饭的数量还不一样，这位四十七岁的死者，由于没到正常死亡的年龄，所以只能献上五十盘。而那位六十几岁的死者，可以算得上是寿终正寝，所以要献上一百盘。
我们接下来又到那位老人灵棚前观看，只见这里也同样在献祭饭，“端祭饭”的人打扮祭表演都和前面大同小异，只是取钱的方式有点不同。这里是把钱仍在地上由“端祭饭”者扑到地上去用嘴对叼起来，这样的方式似乎没有前面刁钻。也许因为这些跪着的人大多数是老人的儿孙们，也许他们的经济状况要好一些，总之，这边给的钱要多一些。有一元的，但也有十元和五元的。而那一家基本上是一元的，还有五角甚至一角的。旁边的人告诉我们，这些“端祭饭”的人，平时在村里地位很低，受人看不起，但他们的收入却很丰厚，像这样端一个晚上，碰到慷慨的人家，每个人可收入一两千块钱。
他们这样两盘两盘的一端，每端一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我们看了近两个小时，都还没有端完，可想而知，那些跪着的亲友们，肯定都开始腰酸背痛了。看着要等到全部上完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不打算看了。就问旁人，祭饭献完以后还有些什么样的仪式，旁人回答说，还有明天早上的送葬。
听说这里的送葬仪式也很隆重，除抬棺木外，还要抬纸做成的轿子送葬，稍殷实的人家多请匠人，扎金童玉女，彩轿视财力状况，有三起楼，八卦全顶、一般彩轿之分。现在还有扎彩电，冰箱、洗衣机相送的，希望其在阴间也能过上现代化的生活。送葬的时间多在早上进行。棺材抬出大门停放，阴阳先生手摇铜铃口念咒符，拿桃木条打公鸡，鸡怪叫仍过棺材，称“起阳”。接着鼓乐开道，前面抬着纸做的轿子，后面，孝子拉丧柱“哭丧棍”，扯纤送至坟茔。孝女扳丧扶棺，送至村口即回。孝男长子头顶纸糊盆，为死者当然继承人。无子者，则由近族侄男为之，视为过继子嗣。出灵时，村中户户门前打起一堆火，意在避邪。若死者有德望，灵柩经过处，邻里于路旁设祭，孝子亦需拜祭。灵柩由邻里抬至墓地下葬。棺材推至墓穴，阴阳先生进穴，用罗盘坐字定方位，安放“墓转”（类似墓志铭，记死者生辰八字、生死日期、占阴坐字）、“五雷瓦”（瓦山画五雷咒符），示正风水、保吉祥，然后移动放正棺材。孝子在墓室内点灯饭祭食，再用谷草拧成把填土封墓口，踏实。然后，由亲友、土工轮流铲土，直至墓堆滚圆滚尖为止。接着行献礼、焚纸钱，把哭丧棍插在墓堆前侧。这一过程被称之为“全墓”。
葬后即回村至大门口，门口放一盆水，盆上横一把刀，刀上放着一个献供，每人扭一点献供放入水中，刀向外翻半周仍横放在盆上，这一仪式俗称为“献土”。接着安排酒席，敬请亲朋，曰“谢客”。席散客即返回，孝子哭送。晚上给灵里送火，一般送至村口、十字路口、坟地，连送三也。次日早饭后，孝子、儿女、主要亲人要上坟按供桌，于供桌上献供品，供桌上打香、烧纸、痛哭、浇奠。从死之日起，以七记数称为“头七”、“二七”……直至“终七”，每逢七日要到坟地请灵，特别是“三七”、“百日”、“周年”，亲友都来祭奠。
在当地，清以前，丧父母者必守孝三年，孝期忌着华丽衣衫，不办婚嫁喜事。后来守孝年岁渐减。现在只是在3年内过春节，门上贴绿、黄色对联，忌用红纸。3年中每逢岁节，必上坟，3年后将趋于常。这类的习俗在汉民族地区都普遍存在，只是在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淡化了，尤其是在城市，几乎已经消失，而在这里却还保存完好。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一场真正汉民族的传统葬礼，也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厚葬，当然这和真正传统的厚葬比较起来也许就是薄葬了。
这种繁琐的丧葬仪式，在现代人看来也许是一种愚蠢的迷信，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在去年母亲去世时，丧事办得很简单，觉得只要在心中记住母亲就行了，何必在乎形式。但看了这葬礼以后，心里突然很伤感，觉得对不起母亲。生命是可贵的，其应该隆隆重重的来到这世界上，也应该隆隆重重的离开这个世界，每一项仪式都是代表着对生命的肯定和不舍，也代表着我们对失去的亲人的怀念与祝福，虽然大家都不知是否死后真有黄泉路，真有阴曹地府，真有极乐世界，但人总是抱有这样一种虔诚之心而活着的。
歌德在《为了更好地理解东西诗集的札记及考察》中，概观文化的多样性，就历史的现象与本质做出了如下的结论：“世界与人类历史的本来的、唯一而且最为深远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之间持续不断的纠缠，其他的一切都从属于此。信仰占优势的时代，无论他取任何形态，对于那一时代及后世来说，总是精神自足、振奋的辉煌时代。另一方面，不信仰得惨胜的时代，无论取得何种状态，纵使有徒有其表的荣光夸耀一时，但都是却已铅华尽销。因为谁也不喜欢在荒野废墟上枉费徒劳。”歌德的话让我更觉得，其实缺乏信仰的人，看起来常常能战胜自然，取得物资上的胜利，但内心却常常会感到一种空虚和无助，这也许是现代人常常需要心理医生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在这里无意宣传厚葬之风，因为如今的地球已经不可能再让死者占领生者的地盘，所以传统的土葬，在城市里跟本是不允许了。而且现代人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已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去举行许多繁琐的丧葬仪式。我们的生活效率是提高了，但也由此人情谈漠了，我们每个人都在匆匆的行路，来不及停下来思索，甚至来不及花时间去思念我们已故去的亲人。人生无奈，竟被生活挤压干瘪得没有了灵魂的栖身之处，现代人的悲哀何竟于如此。
虽然是发牢骚，但我还是喜欢现代生活，因为它和传统的生活方式比较起来，毕竟是舒服方便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她能轻易的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取得胜利的原因，人们欢呼她的到来，毫不留恋脱离旧的生活，而全心身的投入到她的怀抱。但谁知道这会不会像是吸毒，是让人很舒服很陶醉，但过后，体肤却深受毒害，许多健康的有益于保护身体的功能在这种侵害的过程中失去了。笔记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意将真实的心境记录下来，也许我这都是无稽之谈，但当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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