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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西安是落后的,但她可以坦坦荡荡地任世人评说,因为她有着太久太久的历史积淀,这里容不得轻视,人们也不敢轻视——毕竟,那千年的风采难以抹杀。
在钟鼓楼下逡巡,在城门洞里穿行,周围的商场浮躁嘈杂,路上的行人土气粗糙,然而,静静的站着,自脚底一直传至心头的古老沉重而大气磅礴的气息会慢慢包围你。间或有几个年轻女子走过,时尚靓丽之程度紧追国际前沿,身形目光却宛若惊鸿秋水,翩跹中韵律十足,疑似大唐霓裳羽衣的沿袭。
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自古以来就有一种雄视天下的豪气。在这块土地上,无论诞生出什么,都不会失去关中的豪迈。于是,在西安这个随便刨个坑就能挖出古董的地方,出了个张艺谋。首次做导演就做得有声有色:一阕《酒神曲》回肠荡气;一片《红高粱》恣意天地间,那段恋情铭心刻骨,那种抗争动地惊天。
喝西凤、吃泡馍、吼秦腔——这是贾平凹总结出的“关中人的形象”。西凤性烈,泡馍味重,爱好吃喝还要有强健的消化系统,即便能吃能喝是北方汉子的共性,那秦腔,可就完全是陕西所特有的了。“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唱秦腔”,作家高亚平说“这声音经过阳光打磨、冷风揉搓,发自肺腑,磨烂喉咙,便有了一种悲壮的肃杀的气势”。这悲壮肃杀的秦腔张艺谋用过多少次恐怕不好计算,只是依稀听到《秋菊打官司》的主题音乐是秦腔小调,《活着》里面有秦腔和皮影相携相行,《英雄》中居然让帕尔曼用松了弦的小提琴拉出个秦腔来。高亢的秦腔响彻陕西的沟沟坎坎,山山坳坳,也在张艺谋的脑海里不断回旋。
张艺谋的首个银幕形象是《老井》里的孙旺泉,塑造这个人物时,他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经历,把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演绎得令人信服——毕竟,在乾县农村的插队,有国棉八厂的劳作,有电影学院的苦读,种种经历撑起个不甘平庸的农家青年。而同样是做演员,《古今大战秦俑情》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蒙天放的那张脸就像被泥糊过一样,真像兵马俑啊!这是一张多灾多难的脸,同时又凝聚着远大理想。还有哪个明星比张艺谋更适合演千年前秦国的将军呢?
尽管西安仍然由古城墙围绕着,由秦砖汉瓦厚重地支撑着,可是这一切早就时过境迁了,往日的繁华已了无痕迹。幸运的是西安人还可以在疲惫和烦躁的时候登临城墙,忆古思今。对,张艺谋就是这么干的!他已经有力量让曾经的慷慨再度激昂,让过往的轻歌再次曼舞,让霓裳羽衣瞬间返回,复活西安人念念不忘的“英雄时代”,可他实际上所做的事,却是在复原那深埋在黄土中的民俗。当30年的修炼终于悟得了两千多年来的玄机,无论是《黄土地》还是《红高粱》都开始灿烂地铺陈色彩。
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来源于他在关中的生活,他所展现的民俗不是简单地充任情节和内容,而是具备了深邃的审美内涵。一般的电影中裸露的民俗成分只是原生态的生活本身,而张艺谋却面对无所不在的民俗,进行了彰显个人取舍的表达。他只做着他想做的事情,他说自己是个典型的陕西人。
中国历史在北京城这个舞台上已经演出了五百年。作为皇城,北京自有一种天胄贵裔的雍容华贵,这华贵感染着所有接触到她的人,不论是什么身份,好像只要到了北京,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指点江山的豪情与资格。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北京的另外一种气质,那就是市井气。北京文化实际上是精英政治与市井风物的结合体,看不到这一点,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就无法在写着“北京”二字的金字招牌下找到自己的定位。不是在“万国衣冠拜冕旒”的颂扬声中放眼皆是“九天阊阖开宫殿”,就是在“酒酣耳热后”臧否人物,从对知名者的评述和笑谑中获得满足自尊的快感。
始建于元代的北京天桥地区,曾是北京平民百姓娱乐的地方,也是北京民俗文化和市井文化的发源地。清末民间艺人在此摆摊卖艺,形成了一条规则的圆弧形斜街。
明清以来,北京作为皇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传统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又顽强地存在着,这给北京增添了不少神秘的吸引力。但是北京的城墙远没有西安完整,只剩下几个孤单矗立的门楼了,四合院越来越少,现代建筑迅速占据了曾经古老的空间。越来越多的人向着北京涌来,即使漂泊着也徘徊不肯离去。北京的消费已经高过纽约,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北京成为中国最不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快速都市化的北京,几乎丧失了那种古老大气的感觉,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变得狭小,人们也变得越来越易怒了。
尚可保持清醒的张艺谋抓住了社会的喧嚣和浮躁,用他的镜头语言不无调侃地描述出现代都市的浮世绘。当《有话好好说》里的两个主角以同样的执著来处理电脑损坏这一事件而引发出种种笑料,银幕前直擦眼泪的观众又有哪个敢说,这笑料中没有自己的影子?
沉淀了黄土高原几千年的文化,浸染了京城都市历朝历代的风情,以两大古都作背景的张艺谋执拗而倔强地摇着他那或许要驶往外婆桥的小船,游刃有余地穿行在“生活”与“活着”之间。人们只能根据他船桨的起落来判断他的航向,殊不知,真正的目的地其实就在这个汉子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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